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战争，深深植根于全球帝国主义的反叛乱体系，这种暴行展现了帝国主义如何通过战争、监控和压制手段来应对任何形式的抵抗。巴勒斯坦人民正处于这种帝国主义反扑的中心。在当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统治者通过不断在殖民地与母国之间流转暴力、镇压技术及战争，逐步强化对抗抵抗运动的能力。
尽管帝国主义力量始终在推动巴勒斯坦的殖民进程，但它从未能够消除巴勒斯坦人民内心深处的抵抗精神，这种精神被誉为“抵抗的艺术”。自从英国在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以来，殖民暴政就不断遭遇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为了维持统治，英国占领者开发出一系列反叛乱手段——这些手段不仅在帝国的历史中被广泛应用，也成为了西方殖民战略的一部分。
这种殖民反叛乱动态在1936至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中达到了顶峰，这场起义是巴勒斯坦人民反抗英国统治与其对犹太复国主义支持的体现。在镇压这场起义时，英国军官查尔斯·泰加特上校的角色尤为关键。泰加特上校曾在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参与对抗北爱尔兰分离主义者，因其广泛使用酷刑而声名狼藉。1937年，他被派往巴勒斯坦，主导了大量堡垒式警察局、边界围栏的建设，并创建了酷刑中心。除了庞大的登记系统、大规模的逮捕和行政拘留外，泰加特的暴力手段还包括酷刑、集体惩罚、驱逐和即决处决等。
展开剩余77%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还有奥德·温盖特将军，这位英国家庭出身的高级官员在苏丹服役后被派往巴勒斯坦，领导了“特别夜间突击队”。这一队伍由犹太定居者组成，专门对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惩罚性征服。此类准军事民兵队伍在后来的以色列军队建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法国的殖民经验也在以色列的反叛乱策略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19世纪初，法国殖民者便通过准军事部队与猎犬来镇压海地的起义，类似的手段也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得到使用。在这些地方，法国军队建立了庞大的登记系统，进行大规模逮捕和行政拘留，结合酷刑、集体惩罚、驱逐和即决处决，制造了对抗的恐怖气氛。以色列的早期军事和安全机构正是借鉴了这些残酷的经验，然而，这一切也无法撼动巴勒斯坦人坚韧的抵抗意志，即“苏穆德”（sumud）精神。
以色列的形成正是在这场殖民战争的背景下完成的，这场战争以村庄的毁灭、大规模的驱逐和屠杀为特征，与西方殖民历史的经典模式如出一辙。1948年8月，卡梅利旅的以色列军官明确下令：“对任何阿拉伯人都要毫不留情，烧毁所有易燃物，使用爆炸物强行打开房门。”接着，巴勒斯坦难民就遭遇了猛烈的炮火轰炸。
面对巴勒斯坦人不断的反抗和起义，以色列的反叛乱方法在不断变化和发展。1960年1月，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总统海姆·赫尔佐格等将领曾到阿尔及利亚观察法国如何实施“反革命战争”。法国的策略包括修建隔离墙、强制迁移、广泛拘禁、酷刑、失踪、轰炸和化学武器攻击，甚至社会的全面军事化，这些都为以色列后来的反叛乱战术提供了范本。然而，即使是这种“专业化”的残暴手段，也未能削弱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争决心，而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则在延续着。
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巡逻时，接受了特别的训练，进入民宅之前先投掷手榴弹，以此来制造恐慌并威慑反抗者。士兵们还被命令对任何抵抗的平民开枪，这种行为反映了以色列军事对巴勒斯坦人生命的轻视。
随着时间推移，极端暴力的机制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以及2002年“阿克萨起义”期间再次体现。2002年的“防御盾牌行动”中，以色列军队对西岸杰宁城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和军事打击，但这依然没有压制住当地人民的起义。这些战术不只是局限于巴勒斯坦，它们被广泛传播并应用于全球反叛乱战略，成为后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的行动指南，也成为世界主要城市安全布局的重要参考。
至于种族隔离的历史，早在19世纪末，西班牙便在古巴设立了第一个集中营，而德国在纳米比亚对赫雷罗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行动也带来了类似的隔离营设立。以色列则将这种社会工程技术发展到了极致，目标是通过清除“人类地形”并重新塑造囚徒的“人格”。这种技术同样指导了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遭遇任意且有时长时间的监禁，同时也促使加沙成为露天的集中营。然而，巴勒斯坦的抵抗力量依然坚持不懈，并不断在围墙之外组织新一轮的反抗。
早在2010年，学者拉莱赫·哈利利便指出，巴勒斯坦成为了全球反叛乱的“原型实验室”，是全球反叛乱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另一位研究者杰夫·哈尔珀则认为，以色列已经转变为一个基于永久反叛乱模式的“安全国家”，在这一框架下，平民遭受极端暴力的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并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例如，以色列的“瞄准头部射杀”政策以及“升级主导”原则，鼓励使用过度武力来应对敌人，这些行为被纳入“累积威慑”的框架，提倡将暴力手段结合运用。这种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战争策略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然而，这一切却使得军工产业获利丰厚。尽管如此，巴勒斯坦人民未曾放弃追求解放的理想，持续激烈的斗争彰显了他们的不屈精神。
这些反叛乱策略和技术也在以色列的军事装备中得到了“实战验证”，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它们成为了世界各地对平民镇压的范例，推动了全球安全资本主义的形成。自2023年10月7日反击以来，这一经济体系加速运行，旨在为“大以色列”的扩张计划提供助力，通过摧毁加沙及其人民来进一步殖民该地区。
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以色列发动的这一阶段种族灭绝战争以系统性轰炸平民为主要手段。这种技术深深植根于殖民历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意大利首次通过飞机对利比亚进行空中轰炸的事件。而今天，以色列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平民屠杀的自动化过程，使得“算法灭绝”成为全球反叛乱工具箱中的一项新武器。
目前，在加沙，以色列正以摧毁房屋、医院、学校以及难民营等设施为手段，实施全面封锁和制裁。通过“食物与资源控制”的策略，意图切断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资源，这一策略曾在英国殖民南非时以及美国在古巴、菲律宾和越南的军事行动中被使用。通过将人道主义援助武器化，以色列正在利用饥饿来摧毁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力。
作者：马蒂厄·里古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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